周三（29日）兩位由英國派遣的在職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Lord Reed）及副院長賀知義（Lord Hodge）同時宣佈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並即時生效 ，事件引發不少議論。事實上，類似的爭議於去年也出現過。當時韋彥德法官公開表達了繼續履行終審法院工作受到沉重的壓力，最後他指出假如香港的司法獨立受損，或者預期會出現違反法治的行為，又或者香港的情況變得不再可以本著良心履行職責時，他不會繼續在香港擔任法官，亦不會提名其他法官來港任職 。
韋彥德法官在去年八月份也發表過他履職香港終審法院的公開聲明 ，他指出香港法院的裁決仍然滿足法治的要求，法院基本獨立於政府。而2020年7月的類似聲明更直接提出英國最高法院法官應否繼續任職香港終審法院法官的唯一考慮因素，就是他們是否能繼續在獨立和法治原則下履行其職責 。
辭職決定是迫於無奈的政治表態
然而，另外一位同樣被委任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英國退休法官岑耀信（Lord Sumption）卻持另外一種意見。去年8月他於英國《泰晤士報》撰文指出，要求英國法官辭任終院非常任法官職務，實際上是企圖向中國政府施加政治壓力，是法官不適宜參與的政治議題，促請英國避免破壞香港司法獨立。他的文章亦提到他會繼續留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一職，並強調他會以港人利益為依歸，而非考慮英國政客的意願。進而他認為要求英國法官辭任終院非常任法官的人，未能分清民主和法治，指香港從來都沒有民主，但法治一直存在。他解釋殖民時代的香港，港英政府從未為香港引入民主，當時法院雖然是獨立運作，但立法程序卻不民主。他認為，香港最重要的傳統並非民主，而是其保存的法律，中央和特區政府亦從無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簡而言之，岑耀信法官認為作為法官，捍衛法治可說是他們的天職，維護法律下公民的權利是他們的責任，不可能因為些許莫須有的原因而放棄履行這種職責，這樣跟戰場上的逃兵可說無異，是對他們人格根本的侮辱。
然而，今天這兩位英國最高法院法官辭職的背後是否如韋彥德法官去年所說，因為他們無法繼續履行他們的職責？從韋彥德法官發表辭任原因的公開聲明中，可以看出他仍然認為香港的法院對法治的承諾繼續備受國際的推崇 。可是，他進而指出作為英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如果繼續於香港履職，便無法排除認同已經背離政治自由和表達自由的行政機關的觀感，這些皆是英國最高法院法官甚為堅持的價值觀 。通篇辭職聲明並沒有指出香港法治被破壞或者司法獨立受到干預，反而強調香港法院仍然堅守對法治的承諾。很明顯他們的辭職決定是迫於壓力，是一種迫於無奈的政治表態而已，大眾市民也不應由此推定香港的司法受到任何干預或者法治出現任何侵蝕。他們身為英國最高法院的院長和副院長，只能無奈地在國家壓力下屈服。
香港司法保持開放的胸襟
回歸初期，香港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82條，邀請當時英國上議院派遣兩位法官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的海外法官 。這些法官對香港的法律發展無疑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的貢獻我們亦必須承認和感謝。然而，相信英國政府也樂於促成這個安排，一方面可以繼續增強普通法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監察本港司法運作有否受到中央政府的干預。
事實上，法律並沒有專利。沒有這兩位德高望重的英國法官，香港的法律不會因此和其它包括英國的普通法地區的法律脫鉤，仍會因應本地社會和經濟情況繼續發展。只要香港的司法界仍然堅守法治精神的磐石，香港法院繼續認真地接納其它普通法系法院的判詞作參考，香港仍然會是國際商家推崇的法治社會，這個榮譽不會因為這兩位英國法官的辭任而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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